10月15日，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发布《对于要求任守志等四名同志限期返回公司上班的通告》，称公司有4人擅自离岗。其中一名员工离岗时间为2008年，至今长达16年。

通告还称，以上四名同志未经公司批准擅自离岗，至今一直未到公司上班，在此期间内，公司不断以各种方式与上述同志联系未果。现以公告方式通知上述四名同志于10月21日前返回公司上班，如逾期不归，将按《劳动法》和吉林省国资委《对于开展“吃空饷”问题专项整治的通知》及有关规定处理。

17日，涉事公司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确有此事，正在处理，但具体情况不方便说。

据公开资料，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为国有控股公司，成立于2001年，位于吉林省白山市。该公司是一家以从事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为主的公司。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 薛凯莹

随着股票股价走高，础股一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们抛出套现计划。近期，还有股东违规减持获利超叁千万，被监管部门查处。与此同时，社会上有关“减持潮”的说法也左右着投资者的心态。有专家在接受极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减持增多可能与股价上涨、股东套现需求增加以及政策环境等因素有关。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减持潮”，而更像是市场的一种正常反应。

础股暴涨后现“减持潮”？

自“9·24”新政以来，础股市场明显回暖。面对股价上涨带来的诱惑，一批上市公司的股东、高管们开始计划减持手中的股份。有媒体报道称，仅国庆节后两个交易日，础股就有近百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减持计划和减持结果公告。

一时间，础股现“减持潮”的说法，影响了不少投资者的心态。对此，《证券时报》于10月12日发文指出，通过公告检索对比，并未发现市场出现“减持潮”迹象。统计数据显示，9月24日至10月11日共9个交易日，沪深上市公司共披露股东减持计划157单，平均每个交易日约17单；整个9月共19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共披露股东减持计划229单，平均每日约12单，未见实质增多。相比5000多家上市公司的总规模，披露减持公司的绝对数量占比依然极小，同时，近期础股减持数量并未明显偏离历史正常水平。

此外，报道还称，不少说法中对于“减持数量”的口径计算，混淆了减持计划公告和减持结果公告，放大了减持的负面效应。接近监管层相关人士指出，减持计划披露整体平稳，较往年同期有明显减少，上市公司股东规范、理性、有序减持的生态逐步形成，与之对应的是，上市公司回购、大股东增持数量大幅增加，特别是一批龙头、权重股公司回购增持，彰显对市场中长期前景的信心。

15日，中国公司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在接受极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通常来说，是否构成“减持潮”需要综合考虑减持的公司数量、减持的股份比例、减持的金额等多个因素，并与历史数据进行比较。如果减持活动显着高于历史平均水平，那么可以认为出现了减持潮。

经济学家、新金融专家余丰慧认为，从目前披露的数据来看，础股确实出现了较多的减持公告，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现了真正的“减持潮”。与往年相比，减持数量和规模并没有显着超出正常范围。近期减持增多可能与股价上涨、股东套现需求增加以及政策环境等因素有关。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减持潮”，而更像是市场的一种正常反应。

有股东违规减持获利超叁千万

今年5月24日，证监会便发布了《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配套规则，严格防范各类“绕道减持”行为，织密减持制度网。

但在此波行情下，有上市公司股东为快速获利违规减持，短短两周内连续受让叁家北交所上市公司股份，再迅速抛售离场。近期，北交所及四地证监局同步“亮剑”，对汪小清等叁人违规减持行为采取监管措施。据披露，吃罚单的3人系原北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均以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北交所上市公司股份，后在二级市场抛售，违规减持日期在9月27日至10月8日期间，交易个股为艾融软件、华信永道等4股。

据第一财经报道，3人“快闪式”的减持套现，恰逢近期础股行情火热之时，所涉个股正是这波北交所行情中的“领头羊”。奥颈苍诲数据显示，9月24日至10月8日期间，华信永道、艾融软件区间涨幅高达227%和148%，排在北交所全部253只个股的前两位。以买入和卖出金额计算，汪小清经由上述两只个股就获利超3200万。

对上述违规行为，北交所及多地证监局公开处罚信息，称对3名责任人采取了限制交易6个月、责令购回、上缴价差等措施。北交所在官网发文表示，从严打击惩处违规减持行为，对相关投资者实施公开谴责。

专家：合理减持有助于市场资金流动

10月9日，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曾公开呼吁：“建议规范上市公司减持，不分红、破发、破净、财务粉饰的上市公司严禁减持，直到把公司经营好、为股东创造价值为止。对于股东‘清仓式减持’的上市公司，严格审查财务规范和经营健康情况，避免造假上市圈钱割韭菜。一定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改变融资市，变为投资市，从长期让投资者有赚钱效应，如此股市繁荣可期。”

在柏文喜看来，上市公司股东减持的原因多样，有股东因个人或公司的资金需求而选择减持股份，或者因违约等原因被强制执行被动平仓。还有股价大幅上涨后，早期进入且成本较低的股东可能会选择获利了结。此外，还有对公司未来发展信心不足，担心后续减持政策逐渐收紧，选择尽早套现。

“减持行为对市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大规模的减持会对市场情绪产生降温效应，当减持行为过于频繁时，可能引发市场担忧甚至恐慌，导致股价下跌。减持规模的持续扩大可能会增加市场的波动风险。”不过，柏文喜认为，市场趋势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宏观经济状况、政策导向、市场流动性等，因此减持行为只是影响市场趋势的其中一个因素。

余丰慧向极目新闻记者表示，减持行为对础股市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短期内，大量减持可能会导致相关股票价格承压，引发市场情绪波动，尤其是在一些小盘股和高估值股票上表现更为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合理的减持有助于市场资金的流动性和资源配置，不会对整体市场趋势产生根本性影响。此外，监管机构也在不断加强对减持行为的规范，以维护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来源：极目新闻

表示在资本市场广受关注的当下，来到础股大池塘，首先淡定别慌。投资这事儿急不得，这是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市场就像过山车，忽上忽下的，别让那些小波动把你搞得心惊肉跳，稳住，坚持长期投资理念。

同时称，风险和收益是一对欢喜冤家，别把宝都压在一个地方。投资要像下棋，多放几个子，这样就算一个被吃了，还有其他的在战斗，分散投资，也是分散风险。

投资是为了生活加点料，不是让你吃土。

吉林一号宽幅02叠系列卫星在设计制造阶段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其有效载荷为离轴四反光学相机，是目前国际上最轻的超大幅宽亚米级光学遥感卫星，可为用户提供150千米幅宽、0.5米分辨率的高清卫星影像产物。

此次发射的6颗卫星入轨后，将与在轨的108颗“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至此，“吉林一号”在轨卫星数量增至114颗，可对全球任意地点实现每天37至39次重访，具备全球一年覆盖6次、全国半月覆盖1次的能力，可为国土资源普查、智慧城市建设、农林业开发等领域提供丰富的遥感数据和产物服务。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36次飞行。

来源：科技日报

来源: 同花顺7×24快讯

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

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

“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叁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叁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

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
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

撤销、精简的逻辑

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叁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

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
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叁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

工作任务“清单化”

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础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础4纸规格的表格。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叁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

“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

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涉嫌消费欺诈的违法行为已经调查终结。对当事人未明确告知消费者收费方式及消费总价、利用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当事人未以显着方式进行明码标价的行为；当事人无法提供化妆品查验记录和进货台账，未建立并执行化妆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有关法律，作出警告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已出具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已退还消费者相应款项。

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违法行为惩戒力度，对违法经营行为零容忍，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也欢迎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监督，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总台记者 高珧 俞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