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天美乌鸦大象

他是19世纪德奥传统和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音乐之间承前启后的桥梁。马勒之后，十二音和无调性音乐等先锋理念崛起，传统调性音乐的辉煌时代走向终结。他的指挥成就在生前就已得到广泛认可，但他所创作的音乐一度被忽视，在纳粹德国时期甚至因其犹太身份而被禁止，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因指挥家伯恩斯坦等人的推广而得到复兴，其音乐价值方为人所周知。

<天才作曲家>Top17 世纪桥梁 现代音乐会的缔造者 马勒(德奥)

作品:Symphony No. 8 in E flat major 'Symphony of a Thousand'(降e大调第八交响曲“千人交响曲”)作者:Gustav Mahler(马勒❤~❤)指挥:Leonard Bernstein(伦纳德·伯恩斯坦)领衔:Edda Moser（埃达·莫泽，第一女高音）Judith Blegen（朱迪思·布莱根，第二女高音）Gerti Zeumer（格迪 措伊默，第三女高音，只在第二部分出现）Ingrid Mayr（英格丽德 麦尔, AstorK的音乐小筑 第一女中音）Agnes Baltsa（安娜斯·巴尔莎, 第二女中音）Kenneth Riegel（肯内特·里杰尔, 男高音）Hermann Prey（赫尔曼 普雷, 男中音）Jose Van Dam（范达姆, 男低音）乐团: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维也纳爱乐乐团)Vienna State Opera Chrous(维也纳国家剧院合唱团)Vienna Boys Choir(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引用: 古斯塔夫·马勒 （Gustav Mahler，1860年7月7日—1911年5月18日），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卡里什特，毕业于维也纳音乐学院，杰出的奥地利作曲家及指挥家。 马勒是犹太人，出生于波希米亚喀里斯特（今捷克境内），出身并不显贵，但在很早就显露出了音乐才华。1878年，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他在欧洲众歌剧院中担当过指挥；并于1897年担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现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总监。在维也纳的十年里，马勒从信仰犹太教转变为信仰天主教，但由于其犹太血统，还是颇受反犹舆论的攻击和排挤。然而他的演出不仅水平优异，而且具有创新性，使他至今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剧指挥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他对瓦格纳和莫扎特舞台作品的演绎最为突出。晚年他也短暂地担任过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爱乐乐团的总监。 马勒的创作范围较窄，作品数量不多。终其一生，作曲总是指挥之外的副业。其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交响曲和歌曲。他的十一部交响曲篇幅很长，最短者也接近一个小时；规模庞大，增加了乐队编制，并在第二、三、四、八几部中加入了人声；其宏篇巨制《第八交响曲》除超大编制管弦乐团外，更动用了八位独唱和两个混声四部合唱团，首演时乐手数达一千人以上，因而得到“千人交响曲”之别称。马勒作品的首演通常伴随着争议，很久之后才得到批评家的认可；只有《第八交响曲》在首演时就大获成功。马勒的音乐直接影响了许多第二维也纳乐派作曲家，尤其是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此外，肖斯塔科维奇和布里顿也为马勒所影响。 伯恩斯坦认为，马勒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关乎矛盾的，马勒既是作曲家又是演奏家；既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既有信仰又是怀疑论者；既天真又世故；既是波希米亚人又以维也纳为家；既是浮士德式的哲学家，又是东方神秘主义者。然而，主要的冲突产生于一个处于世纪之交时代的西方人和他的精神生活之间：从这一对立中产生了马勒音乐中数不胜数的矛盾对比。这样的冲突与矛盾，由两类相对的情感表达：上升的旋律、精致的和声抒发了强烈的渴望，不协和、扭曲、诡异的音响则代表了苦难和绝望。 勒曾对西贝柳斯说过，“交响曲要像世界一样包囊万物。”在其作品中，这一信条也有所体现：马勒的音乐素材来源十分广阔，鸟鸣和牛铃象征自然与田园，喧闹的进行曲、街头曲调、乡间舞蹈则象征已经逝去的童年世界。马勒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时常插入的“粗俗乐段”，给严肃的氛围带来了荒诞感；例如《第五交响曲》的葬礼进行曲中突然进入的流行俗曲。有时这些曲调也会变身为华丽的、庄严的布鲁克纳式高潮，并被马勒用来象征希望，或冲突的解决。马勒也意识到了这些特出之处，如对《第三交响曲》中谐谑曲的评价：“这是有史以来最喧闹，也同时是最悲剧的乐章……好像大自然也开始做起鬼脸，伸出舌头。” 库克称，马勒音乐中情感的广度来自他“精妙的配器”，这使得其音乐“不必多加分析便能自明”。另一位评论者富兰克林概括了马勒的基本风格：极端的音量、对幕后乐队的运用、不合常规的乐队编制，以及对流行音乐和民间舞蹈（如兰德勒和华尔兹）的引用。音乐学家弗拉迪米尔·卡尔布西斯基认为马勒的犹太根基对其创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尤其指出其《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诡异而滑稽的葬礼进行曲是典型的“意第绪音乐”。捷克作曲家马克斯·布洛德也表示在马勒的音乐中找到了犹太曲调和节奏。 马勒的朋友吉多·阿德勒统计称，马勒在世时，其作品在欧洲、俄国和美洲演出逾260场，尤以《第四交响曲》61场演出为最多（不含歌曲）。马勒的作品在其生前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但赞许不多。其《第一交响曲》首演后很多年，评论家和公众还感到无法接受，甚至有人称之为“最无聊的交响作品”。《第二交响曲“复活”》评价稍好，被拿来和门德尔松的同类作品相比。马勒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担任总监的一段时期，由于保守媒体的反犹情绪，相当受排挤，以至于其《第三交响曲》虽然比较成功，但还被骂为“写出这种东西的人应该被放到牢里待几年”。 之后，对马勒交响曲的评价一直是褒贬兼有，其歌曲更为人接受一些。在第四、第五交响曲没能得到公众认可后，马勒相信第六最终会成功，但却遭到了广泛的讥讽，尤其是对曲中非同寻常的打击乐器（铁锤、牛铃等）。维也纳的批评家海因里希·莱因哈特评论道：“铜管，很多很多的铜管，难以置信这么多铜管！更多更多的铜管，纯粹就是铜管！” 马勒《第八交响曲》首演阵容，参与的演奏家与演唱者多达千人唯一一次全方位的胜利是马勒《第八交响曲》的首演，规模宏大，掌声持续了半小时之久。 马勒去世后，其作品演出较少，评价也平平。只是在荷兰，其作品受到了推广，并被带到了美国，由纽约爱乐乐团演奏。但在大洋彼岸，得到的多是负面评价，唯有当时的年轻作曲家阿隆·科普兰称马勒的作品非常超前，比理查·施特劳斯有创造力得多。在英国，赞扬的声音也相当少；其歌曲为人认可，但交响曲被评价为“有时有趣，但放到一起就显得臃肿”，以及“缺乏火花”。肖伯纳称当时的听众觉得马勒和布鲁克纳都是“昂贵的二流货”。 在德国和奥地利，马勒的作品也有演出，多是由与马勒有交情的布鲁诺·瓦尔特和奥托·克伦佩勒指挥。1934至1938年间，马勒作品在奥地利有一阵复兴，因为当时想将马勒提升到瓦格纳在德国般的国家标志地位。纳粹德国时期，马勒作品被禁，只有一些犹太人乐团的演出。 马勒对后世影响相当深远。其最初的追随者包括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此三人创立了第二维也纳乐派。马勒的音乐也影响他们后来向无调性音乐的转变。尽管马勒个人反对无调性音乐，但对于勋伯格的作品以及其大胆的原创性，还是进行了鲜明的辩护。勋伯格的弦乐四重奏首演时，据说马勒差点与捣乱者进行肢体冲突。此外，勋伯格的Op. 24《小夜曲》，贝尔格的《为乐队而作的三首乐曲》和韦伯恩的《六首乐曲》中，都能找到马勒《第七交响曲》的影响。 其它受马勒影响的作曲家包括科普兰、贝里奥、肖斯塔科维奇、布里顿等等。钢琴家兼指挥家阿什肯纳齐在谈到马勒与肖斯塔科维奇时说，二者的联系“紧密而显著”，他们都表现了“个人与丑恶世界的抗争”。评论家唐纳德·米切尔在对于布里顿《大提琴交响曲 (布里顿)》首乐章的评论中强调道“这种令人眩目的透明感和配器手法，是马勒曾精心筹划并建立的”，并说“即使马勒自己的音乐没有存留，他依然在后人的继承中得到永生”。 马勒也影响了布努诺·瓦尔特与奥托·克伦佩勒等曾经与他共事、事业上受其助力的指挥家。